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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龙虎大战

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应超越中西,无问西东

陈菁霞 采写
内容提要 熟悉刘跃进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生涯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当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再到古典文献学。也正是因为这数度转变,才使得他在学术研究中有了更为宏阔贯通的视野和深切的问题意识。回首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其自身发展逻辑及问题是什么?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和路径在哪里?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

 

    1979年,漂泊海外的叶嘉莹先生收到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不久,她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大学。在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们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的那句“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听叶先生讲课,我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这么美,完全颠覆了此前对古代文学课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回忆21岁时在南开课堂上听叶嘉莹先生讲课的情景,刘跃进至今印象深刻。对他而言,不仅仅是来自古典诗词的美,叶嘉莹本人的穿着、风度、气质,以及一口甜软的台湾腔,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的那种美的感觉,40年后的今天似乎依然还在他的眼前心底。  

    2016和2017年,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分别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和第四届思勉原创奖。据吕思勉原创奖管理委员会统计,100位同行学者中有95%知道《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阅读过该书的71人中,64人认为是最杰出成果,占阅读过总人数的90%。

    这些,都定格成了刘跃进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瞬间和片段。叶嘉莹先生的课让他喜欢上古代文学,从此投身其中。著作被评上学术奖项,虽然是民间的,但他特别看重这份殊荣,认为这是对他40年学术工作一个重要肯定,其份量远远重于他之前获得的各种奖励,至少不亚于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身份和荣誉。

    熟悉刘跃进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学生涯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当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再到古典文献学。也正是因为这数度转变,才使得他在学术研究中有了更为宏阔贯通的视野和深切的问题意识。在很多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在一场场沉闷的发言中听到刘跃进的“金句”——“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谁绕开文献,学术界一定要绕开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界域分明的狭隘心态,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拓展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还是学者研究意识的强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关注”,等等。

    前不久,他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的长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经《文学遗产》公众号推出,数日之内达到非常可观的阅读量。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世纪之交,当迷雾散去,我们突然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渐行渐远,现代派的理论显然于事无补,后现代派理论更是鞭长莫及。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众狂欢之中,解构经典,颠覆传统;或转向传统文献学,潜心材料,追求厚重。客观地说,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确实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议论更有价值。但不可否认,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们对于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回首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其自身发展逻辑及问题是什么?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和路径在哪里?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

 

 

    奠定终生学术方向

    中华读书报:您是最后一拨下乡知识青年,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放在大时代里看,您个人的经历具有坐标意义。

    刘跃进:是的,确实如此。1977年底参加高考,我刚过19岁生日,还在密云山区插队。我大概是最后一、二拨下乡知青,又赶上恢复高考的头一届,对我来讲,有点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我们这代人,多抱有作家梦考入中文系的(后来也确实有当上作家的,天津作协主席赵玫就是当年的同学)。因为父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我从小有机会见过一些作家,如柳青,姚雪垠等,当红作家浩然还到我就读的三里屯二中做报告。他的长篇《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我都很熟悉。后来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还有《李自成》等,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自然都读过,也很喜欢。那时,我就幻想着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锻炼,将来当作家。实际上,农村根本不是我想像的那样,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劳动非常艰苦。半年以后,我的梦想就变了,希望当个公共汽车售票员,整天坐着,不必遭受风吹日晒之苦。 

    1977年夏秋之际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异常高兴,白天劳动,晚上复习功课。当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多年以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庆贺郭预衡教授80大寿,才知道这题目是郭老师出的。我激动地握着郭老师的手说:终于找到活水源头,这个题目太切合我当时的心境了。走进南开,老系主任李何林与新生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想当作家,就要到广阔天地去。我刚从广阔天地考回来,无论如何是不想回去的。开始确实不甘心,后来发现自己的知识实在可怜,这个梦想也就淡漠了。第一个假期回北京,到菜场买菜,一帮孩子看到我胸前的校徽是“南開大學”,误念成南门大学。虽然念错了字,我依然很兴奋。那时,我最羡慕的职业已经不是作家,而是学者了。

    中华读书报:能否就您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学习,谈谈当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情况?

    刘跃进:在南开读书时,中文系有很多著名老学者,像研究古希腊文学的朱维之,研究古文字学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校歌》的曲作者张清常,都给我们讲过课。王达津老师还开过批评史的专题课。那时,罗宗强、孙昌武老师还属于中青年老师。罗老师刚从赣南师范学院调到南开学报工作,曾指导我作毕业论文。我对汉魏六朝到唐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很感兴趣,就是受到王达津、罗宗强老师的影响。

    那个年代,老师们讲课普遍强调政治意义。而叶嘉莹先生的课与众不同。她讲《诗经》中的“黍离”“蒹葭”,讲《古诗十九首》的兴发感动,讲“三曹”的生命意识,讲婉约词的寸寸愁肠,在文学欣赏中让你体会到生生不息的美好境界。    

    叶先生感念当年南开对她的接纳,至今一直留在南开。她说“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她把一个书生对国家的报答,把李杜诗骚的精神传达给每个学生。一直到今天,这位96岁的老人还在做着这份工作,让人感动。“书生报国”是叶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中华读书报:您在南开时选修叶嘉莹先生的专题课,后来又师从姜亮夫、郭在贻、曹道衡诸位先生。这些求学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

    刘跃进:叶嘉莹的课,让我开始喜欢上古代文学,让我体会到文学中的兴发感动。1980年傅璇琮先生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著作虽然都是考证性的,但是从后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文情怀,这也叫我喜欢。从那时起,我就把古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大学毕业前夕报考研究生,名落孙山。王达津老师见我好学,就推荐我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刚一报到,就提出报考,很想继续深造。按照规定,起码要工作两年才能报考。就这样,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学无友,教课之余就埋头读书。那时教研组刚刚成立,什么书都没有,我们常常租辆小面包车(俗称大发)到琉璃厂淘书买书。那时不像现在,出版的新书不多。只要跟古字沾边的书,我们都买,都留下翻阅。我还特别爱读各种治学体会的文章,逐渐发现,凡是作出成就的学者,无不注重基础。什么是基础?我以前只知道多读书,多背诵,以为那就是基础。其实,做学问是有途径的,文献学就是最重要的途径。

    我读的第一本文献学著作是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眼界大开。他对历代学术的评述,充满情感,让人感到亲切。最近,我读张先生的《壮议轩日记》(华中师大出版社,2018)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文献学不仅仅是知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读张先生的文献学,我感受到学术的力量。

    不久,我看到姜亮夫先生招生的消息,做好充分准备,如愿考上了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杭州的读书经历,改变了我的学术方向。我开始系统地学习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按照老师的指导,关注《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古代科技史著作。姜先生还请专家给我们讲《墨子》当中的物理学、讲古代赋役制度等,有些知识听不懂,但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深入理解哪怕很小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积学储宝,确非虚语。姜老教书育人,是要培养粗通中国文化的学人,而不是电线杆子式的专家。

    1986年我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继续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此前一年,清华成立中文系,计划把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调过去。因为这个机缘,我认识了傅璇琮先生。后来,傅先生又推荐我拜见中古文学研究大家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1988年,我有幸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成为曹道衡先生的第一批博士。这让我有机会开始系统关注沈约,关注永明文学,关注魏晋南北朝文学。

    毕业以后,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又体会到了新的特点。文学所原本隶属于北大,朴学与新学并重。文学所成立的时候,科研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系统,如钱锺书、罗大冈等。二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如何其芳、沙汀等。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何其芳精心组建了这个学术机构,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有浓郁的政治意识。我在文学所工作将近30年,也深受影响,关注当下的现实人生,强调文学的理论思考,注重严谨的朴学传统。

    文学研究的百年曲折 

    中华读书报:您对长时段的文学历史现象往往高屋建瓴,指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发展阶段?

    刘跃进:20世纪初叶,文学研究逐渐挣脱传统,走上自我革新的道路。推动这种变革的核心力量是进化论思潮。这和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实践被简单地纳入到外来的观念框架中,仅仅分为诗词、戏曲、小说、散文等四大类。很多优秀的作品被逐出文学的伊甸园。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研究的面貌。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规律,历史被分成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学史大致也照此划分。这种划分,使得文学史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结论自然与以往的研究大不相同。一段时间,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历史的发展,肯定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一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定还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又开始了新的螺旋式的回归,就像20世纪初那样,借鉴西方观念,试图对固有的研究模式有所突破。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发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极力否定传统,力主全盘西化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在反思过去的偏颇,开始慢慢地向传统回归,又出现另外一种倾向,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一个突出现象是,学术研究从方法论的探索转向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

    对这种现象,学术界也多有不满。学术大厦仅靠文献堆积就能建造出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早在60多年前,著名学者胡厚宣就说过:“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个方面,并不是对立的两种学说。史料与史观,必须共同相辅,才能成为史学。史料与史观,是一件东西的两种成分,任何一种是不能脱离了另外一种而独立了的。史学若是房屋,那么,史观是工程师,史料是木材砖瓦。只有工程师而没有木材砖瓦,和只有木材砖瓦而没有工程师,是同样盖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这道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研究工作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常常剪不断、理还乱。除了史料和史识之外,文学还有其特殊的生命意义。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世纪,文学研究势必要寻求新的突破,在您看来,这一突破口在哪里?

    刘跃进:如何突破?突破口在哪里?这些问题现在不好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最初,大家从西方传入的方法论中看到希望,人人开口说方法,文献工作被视为敝屣,弃之犹恐不及。方法论的探索,有思想史意义,但在学术史上能留下多少东西,历史会给出答案。90年代,学术界又醉心于文献,以为可以解决一切空疏问题。客观地说,这种研究,有学术史价值,却又缺少思想史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学术研究没有国界,学术方法不问西东。对西方,我们开始是仰望,模仿,到后来的对话,到今天,我们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平等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研究对象的多样化。曾几何时,学术领域犹如跑马场,人人跑马圈地,犄角旮旯的东西都给翻出来了,把这个园地的野草、鲜花全都踩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认为,一流作家没有研究空间,就研究二流、或者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也被挖出来。其实,研究对象无所谓大小之分,关键是用什么眼光去审视这些文献,用什么方法去研究这些文献。晚明名妓柳如是肯定不是大诗人,但是陈寅恪先生通过她的诗歌和经历,将明清之际部分江南知识分子的活动勾连起来,反映出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重新认识经典。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经过了历代的打磨,是历史的选择。我所强调的回归经典有两个方面,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是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词句的装饰,而是要用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研究实践。譬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关注经济发展史,关注政治制度史,关注社会思潮史,关注一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关注一个作家的物质生活生存环境,等等。其实,这样的基本研究方法,不仅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多关注这些话题。中国的陈寅恪、王国维,西方的罗素等,无不如此。当然,思想方法相近,得出的结论未必一致。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学者研究意识的强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跃进:过去强调学科意识,人文领域分成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又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文学再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按照朝代细分。总之,学科越分越细,路子越来越窄。今天强调问题意识,就是希望走出狭隘的文学范围,不受学科限制,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拓展,不断补课,不断学习。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过去搞文学史的人,研究李白,研究杜甫,脑子里只有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诗中所反映的忠君意识,爱国情怀,民本思想等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今天研究杜甫,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但是更要关注这些概念、思想从何而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什么?环境因素是什么?还要关注杜甫所关注的一切。这就可能涉及到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等内容,还要涉及到典章制度,历代官制,等等。跳出狭隘的学科壁垒,强调问题意识为主,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立话语体系成当务之急 

 

    中华读书报: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论文数量呈几何态势增长,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非常浮泛:缺乏新材料,没有新观点,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在您看来,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刘跃进: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项目体、学位体造就一代学人,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缺乏持续性的深入和应有的人文情怀。第二,寻求超越中的焦虑。学术研究只有在心平气和,没有功利目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学问做好。王国维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现有制度下做学问,功利心太强。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书越来越多,读书的人未必成正比。学者职业化,研究技术化,电子文献检索代替了读书。第四,贪多求快,很难留下坚实的学术成果。第五,强调国际化、标准化、和世界接轨,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现在有点变调,很多中国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也要想方设法邀请国外学者参加,显示高大上,还可以争取更多的经费。某些研究中国的西文著作刚刚出版,甚至还没有出版,这边就把版权买过来,及时翻译出版,大作廉价的吹捧。第六,文学研究边缘化,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自我边缘,躲进小楼成一统。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被社会边缘。如何解决文学边缘化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中华读书报:在2018年《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自己这代学者做研究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来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这也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面对古代文学资源不可再生的客观事实,年轻学者当如何面对这一困境?

    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将如何发展,我没有能力预知,更提不出解决困境的有效办法。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回归经典,认认真真地读懂几本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每个时代又都有相近的共性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魅力就在于,面对相同相近的材料,每个人、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吸引人去探索。经典蕴含着无限的资源。我想强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关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方法是什么?要关注新的变化。我最近参与组织了好几个读书会,就是希望大家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点去读书,寻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至于怎么读书,见仁见智。我个人比较欣赏四种读书方法:一是开卷有得式的读书,以钱锺书为代表。他主张从基本典籍读起,纵横比较,探寻文艺心理的精微变化。二是探本求源式的读书,以陈垣为代表。他特别强调史源式的研究,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做到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读书,以陈寅恪为代表。他的研究把人生体验带进来,问题大多很具体乃至细小,所得结论却有很大的辐射性,给人启发。四是集腋成裘式读书,以严耕望为代表。他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总是先做好资料长编工作。不管采用怎样的读书方法,前提是要有兴趣。对学术缺乏兴趣,只是为做论文而做论文,这种学术研究极为乏味,没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同样在这次会议上,您本人提出,新一代学者应关注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20到40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等这些问题。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您本人的答案会是什么?

    刘跃进: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做学问的方式方法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有些学科死了,有些学科生长了。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对艺术的感受、对文献的关注、对建立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思想方法等,应该是一以贯之的。过去强调超越学科意识,现在更应强调超越中西之争,无问西东。此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从学科层面来说,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就个人研究而言,建立自己的学术基地、创作自己的学术品牌,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在强调学术研究专门化的同时,依然不能忘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使命,那就是,社会科学要解决社会问题,人文学科要具有人文情怀,这就是需要我们放下身段,去从事一些学术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