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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龙虎大战

春天的深处--记念史秀明

何吉贤
内容提要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讨论理论问题是不合时宜的,这里,我只能拿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秀明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穷者,属于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他一无所有,但他是那片土地的守望者。在入学3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各归其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但"人生而无不在枷锁中",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放飞的自由鸟"?我无法回答。

    八月的最后一天,九月在望。九月,成熟和丰收的季节,大地丰腴,果实金黄;九月,告别和新生的季节,遥远的校园中浮现着陌生的青春的面孔,希望甦鑫,传奇延续。九月,春天的深处,季节的高潮。“一万次秋天的河流拉着头颅 犁过烈火燎烈的城邦/心还在张开着春天的欲望滋生的每一道伤口。”(海子《秋天的祖国》)

    依然是九月。我再一次坐在通往南方的列车上。30年了,这是一条熟悉的路线,一次次地,北上、南下,兴奋、希望、疲惫、绝望。如今,列车时速已超300,窗外的景色依然清晰,却已不复当年。北方消退,南方呈现,无关内心的消长。铁路这位曾经懒惰却又忠实的情人,如今却变得殷勤起来。景色变换,这是南去的列车。再次坐在这奔驰的列车上,却没有近乡情怯的感觉。"如今是秋风阵阵,吹在我暮色苍茫的嘴唇上"。(海子《秋天的祖国》)今天,故乡与我无关。今天,我第一次与我曾经的大学同班同学结伴南来,是为了探望一位老同学,一位在敬老院中的大学同学,他的名字叫史秀明。

    大学入学30年。20天后,同学聚会即将在北京举行,兴奋的同学们已开始热热闹闹地筹备各项活动,青春的记忆、曾经的来路,一一展开。多么美好!在那个喧闹的80年代的后半期,我们曾一起共度青春,也曾共同与一个光荣的名字结缘--北大,我们共同的母校!但今天,我们与母校背向而行,我们不是去追寻传奇,不是去重续荣光,而是去揭开伤疤,去触碰人生的边界。忙碌、刻板的日子在此刻停止。向南方,时间的褶皱逆向展开;向南方,记忆伤痛;向南方,双眼叠翠,相对沉默。

    一.逃亡的旅程

    1985年9月9日,经过一路颠簸,赶到北大报到的时候,我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睡眼朦胧中,人开始发低烧。走进38楼314室,蒙头便睡,一天后醒来,发现寝室里7个铺位已是满满当当。我的下铺就是史秀明,他也是国际政治系这一届同学中我唯一的浙江同乡。

    秀明来自绍兴嵊县。我关于嵊县的记忆,主要来自之前在家乡所看的"嵊州班"越剧,知道那是有名的越剧之乡,乡间农人,似乎放下锄头,就能依依呀呀唱上两段。在我的心目中,柔软、温情的越剧因而充满沁人的乡土气息。当然还有李白著名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就读到过的。"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镜湖就是绍兴西南有名的鉴湖,剡溪便在嵊县境内,这条又名曹娥江的河流是嵊县的母亲河。


  

(图1,史秀明大学一年级大头照。文内照片除注明摄影者外,皆为本文作者提供)

    秀明的样子印证了我从戏曲和诗歌中得来的印象,他高拔挺秀,是我们宿舍7个全属"南蛮子"中的最高者,但一张嘴却是吴侬软语,开学不久班里在圆明园举行第一次班会,他还唱了一段越剧:"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钦佩,描龙绣凤称能手,琴棋书画件件会。"越腔越调,明月清风,甚是相配。

    当时国政系还没有经历后来的一个系变出三个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政府与行政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跨越式发展",全系有三个专业:国政、共运和政治学,我们被分在共运专业。在80年代中期的知识氛围中,"共产主义"如若不是已被"污名化",也已相当不招人待见。而一旦与一个已经"污名化"的名字结缘,你的身份中似乎便刻下了某种"耻辱"的印记。当代中国的身份歧视颇为微妙,且已深入日常生活细节,即使政治正确,也不尽然。班里25位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家庭,虽然高考成绩拔尖,但缺少家长必要的"智力支持",两眼一抹黑,就被"运动"进了这个前途不明的专业。刚一入学,一位女生到隔壁男生宿舍串门,一位头上顶着"名人之后"高帽的男生,眼目神通,一声"你们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殉葬品"的断喝,说得这位女生当场掩面而泣。进校不久,多数同学也慢慢"明白"了过来,便开始垂头丧气。我自己高二时读了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一心向往北大考古,第一志愿便是考古,当时也不知道第二志愿可以不填,所以遍寻之下,第二专业填了历史系之外唯一一个带有"史"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最后因视力问题,分配至第二专业,说起来也算"自愿入彀"。

    秀明似乎是我所知的唯一的专业自愿者。他读书早,第一年高考不理想,又复读了一年,第二年便考上了北大,年龄却与应届同学相同。复读期间,他嗜读马克思,那时候,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正在被热议,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散发着迷人的理论光芒,秀明大概是受这些光芒的吸引,立志要做"中国的马克思",而自愿进入共运专业的。

    我一跟他接触,便体会到了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他跟我说过,高中时每到课间,同学们便相互嬉闹,他却端坐课桌前,一人随着广播,认真地做眼保健操,周围同学取笑他,他却认为这些同学很可笑。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所做所想,也无法体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境和处境,却马上明白他是一位深思独立的人。但在普遍怀疑却又不能认真质疑"共产主义"的氛围中,北大课堂又能为一位好学、敏锐,愿意为共产主义竭尽所思的学生提供什么呢?老师在课堂上照例是照本宣科,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的Glasnost成了热门课,"共产主义的前提"(Communism as a premise)却被推到了遥远的不知处。秀明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知识环境,那些时髦的"运动"又不能为他的思考和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前提"提供什么新的理论刺激。所以,课堂上的专业学习他似乎也兴趣不大。我不知道他这个阶段的具体想法,但我注意到,他看得最多的还是《马恩选集》,而对周围同学(包括我)追逐"新知识"和"新理论"的热情不以为然。

    作为文科生,北大的本科课业不重,老师们似乎还在追慕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对学生多所放任,课堂极少点名,所以,闲散者晃晃荡荡,课堂上很少见人影,却也很容易就"混"过了四年。不过这看似闲散的四年却也是热闹的四年,不说每学期都有的各种"学生运动",即便是为了赶各路讲座,也够学生们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之外,秀明几乎把剩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文学书籍的阅读和诗歌写作上。他很少体育锻炼和娱乐,也很少去听讲座,对瞻仰和拜会各路文学耆老和新星毫无兴趣,即便是读文学书,也不是广采博览,一本《草叶集》,可以读几个月。在喧闹的80年代后期的北大,我们都是悄无声息的边缘人,身外的喧腾,内心的波澜,似乎造就了一座座孤岛。身处北京,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过着几乎与乡下没有差别的生活,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乏味的课堂最终消磨掉了我们残存的求知欲,秀明整日窝在宿舍,抽烟、写诗,到点吃一毛五分钱的干烧肥肉。我则除了宿舍酣睡之外,偶尔赶赶各种讲座的热闹,以便消磨时日。对于我们来说,故乡是遥远的,北京是遥远的,甚至北大也是遥远的。

           1986年元旦聚会

(图2。1986年元旦聚会全班合照。摄影者:不清。)

    这是漫长的80年代,未来晦暗不明且遥遥无期,周围是野心勃勃、自视甚高的同学,没有人可以交流。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校园里流行的是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这样的日子持续不长,进入1986年秋天,秀明便开始表现出了烦躁的情绪,他先是撕毁了自己的一些书,继而又扔掉了枕头,烧掉了褥子,用几块砖头垫着当枕头。有一次甚至还拆掉了床铺上的横档,打碎了宿舍的玻璃,坐在314的窗框上,脸上挂着诡异的冷笑。但没有谩骂,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的暴力。如此几天下来,宿舍里的同学如临大敌,终于坐不住了,大家一合计,便有了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全宿舍的统一行动:大家去找系办,系办不解决"问题",就去找校办。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深秋的寒风裹着落叶,一团团,像驱赶四散的羊群。我走在同学群中,怅然若失,不知所以,却又木然前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感到对于史秀明来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二院到贝公楼的路蜿蜒曲折,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一位同学注定将离我们远去,我不知道他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什么。

    救护车呼啸着将秀明带去了安定医院。这是他入院的第一次,其它细节都已模糊不清,只记得在进隔离间,见医生之前,我带他去上厕所,他站在小便池前,却不解裤带,将一泡尿全都撒在了裤子里,而脸上并无任何表情,连惯常的冷笑都已不见。

    再见到秀明似乎已是第二年的秋天,他经历了住院,在家"休养",又回到学校时候,人已变得白白胖胖,却木讷迟缓。书还是可以看,但更不爱说话,钉坐在宿舍,除了偶尔上课,基本足不出户。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到了这年冬天,医院便再一次向秀明招手。这一次去的是一家位于东郊的偏僻的精神病医院,我已经不记得名字,只记得它的所在地是曾经的"中(国)-古(巴)友谊人民公社",学校里联系好了医院,但要学生自己送病人。任务落在了我和当时的班长隋伟身上。隋伟是北京人,较为熟悉北京的路况,但我们一大早出发,一路打听、倒车,到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坐在四面透风的公交车上,我和隋伟左右护卫,但周围乘客对我们还是惊恐远避,有一次秀明还是差点将鼻涕抹在周围乘客的裤子上,弄得那位乘客当时就对我们怒目而叱,可见当时秀明已是病态毕露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在走进医院大厅,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远远走来时,秀明突然变得安静了,脸上不知何时挂满了泪珠。一路颠簸,小心环伺,我当时已不胜其烦,也深信秀明入病已深。但看到他惊恐的泪眼的那一刻,我却又彻底地怀疑了:疾病与健康,精神的明朗和晦暗之间,界限在哪里呢?谁说得清?请告诉我!

    冬天的京郊寒风彻骨,陌生的地名,漠然的面孔,肮脏的小餐馆,如置身陌生的敌国。秀明进了隔离病区,从此彻底告别了314,告别了85级。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他,依旧白白胖胖,脸上间或有木讷迟钝却又灿烂的笑容,却已彻底无法沟通,问他什么事,简单答几个词,便再无只言片语。再到下学期,他便是86共运班的"学生"了,搬到了西南门靠近马路的43楼。对于我来说,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偶尔几次去看秀明,却惊奇地发现,他现在宿舍的上铺,一位来自黑龙江、祖籍浙江的清瘦的师弟,也是"精神病患者"。寝室里6个人,两位"异常"人士,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相处的?班主任陈育国每次都笑嘻嘻的,像个大男孩,听说精通四门外语,雅号"陈四国",几次在宿舍里遇到,捋袖展臂,吆喝着要与大家掰手腕。那时,北大的空气中已孕育着一触即发的暴躁的因子。我们也已是高年级的本科生,同学中进一步分化,或"高升",或"隐逸"。我也开始真正为自己将来的饭碗担忧,停止了漫无目的地乱翻书,将眼光停留在了外语书上--既然知识无法使人安顿,那就多识几个洋文,总可以为不久的将来糊口备用,这是别人告诫,也是我自己的对自己的承诺。秀明守在马路边的西南门,蜷缩在自己未知的黑暗世界中,少人过问。

    89年初夏闷热的一天,我去他宿舍看他,他反常地跟我说了一些话,说昨晚去了中南海,门口的武警竟然没有拦他。说完脸上又露出了诡秘的笑容。我蓦然转眼,看到了他床铺侧墙上自己手书的一幅字:"无欲无求,无所畏惧。"我看着他异常兴奋的双眼,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宿舍外已是一个呐喊、激进和表演的舞台,整日呆在宿舍里的秀明是多么的孤单啊,他回归内心的路究竟有多漫长!

    89年的盛夏,我毕业离开了北大,离开了这所至今"没有老师的母校"。秀明从此便杳无音信。

    再一次见面,已是入学30年后的今天。

    2105年8月的最后一天,大学四位同班同学:樊敏非、我,柯永校、刘电文,自南,从北,一起汇聚史秀明的家乡浙江绍兴嵊县--如今已改称嵊州,去探望在剡湖街道敬老院中的史秀明。从外表上,此时的秀明已与一位江南老农民毫无二致。见到我们的那一刻,他从敬老院餐厅的一张凳子上站起来,给我们让座。手中拿着一张广告纸,还用那张纸在凳子的表面扇了扇,似乎想要拂去表面的灰尘,接着又用手抹了抹,有点不知所措。秀明给我们倒茶,我们喝茶聊天。秀明在边上似乎听着,却不发一言,问他话,回答的也只是只言片语。却总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咧嘴笑时,露出了一嘴已被烟熏得漆黑的牙齿。

                史秀明

(图三,嵊州剡湖街道敬老院中的史秀明。)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敬老院,带着豆浆油条,跟秀明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我们准备跟秀明一起,从他所在的风火岗敬老院,徒步走到他出生和长大的下碑山村。秀明在前面带路,转过一个小山坡,山上植被茂盛,茶树